生活中是否需要一点“必要之恶”？

电影《房间》中有这样一幕：母子（孩子5、6岁）俩个获救之后接受记者采访，
记者问：“你是否考虑过把孩子送托儿所？”,
母亲：“为什么？”，
记者：“因为那样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。”
这一幕以母亲的沉默结束。

之后母亲痛苦之中磕安眠药进了医院，孩子因此和母亲断联了一段时间，也是在这段时间中，孩子受到了祖父母“正常的”教育，“正常地”长大。母亲也因为这段时间的独处将那段经历得以“消化”。

在我看来，记者的提问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效果是一致的—精神失常的母亲不适合去教育“一尘不染”的孩子，尽管她自认为正常。所以，记者错在了那里？

在我看来，记者的过分在于她在母子二人刚刚获救不久就提议二人分离，在孩子未能享受到正常疼爱的时候提议将之送到托儿所。然而，我有这样一个问题：母子二人获救之后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如果孩子自然成长是最紧要的，记者错在了哪里？

记者错了吗？我认为没有，在母子刚获救的背景下，母亲身边的所有亲人对她的建议她都会以“任性、亲情”的口吻回答。记者以第三者、社会人的身份提问，会迫使母亲用理智思考—思维枷锁只能用外力打破，因此，记者做了“必要之恶”。

于2025.02.12补充： 所以，“必要之恶”是什么？充当必要之恶的记者是什么？我认为是社会的监督反馈机制。所以，为什么总是有评论区冲塔的？为什么总有举着旗子下跪的？乖乖的就会被拯救吗？但这是一个连英雄都自身难保的时代。